砥柱中流：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的非凡岁月

中南海，宛如中国这位伟岸巨人的脉搏，一处举足轻重且充满无尽神秘色彩的圣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邓小平作为三位杰出伟人之一，其一生投身革命，历时七十余载，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他的人生历经三起三落，留下了三度踏入中南海，三度离去的传奇故事，令人瞩目。

毛泽东亲自指定，邓小平步入中南海；林彪下达第一道指令，邓小平随即离开中南海。

邓小平步入中南海后，其任期之长，历时竟达十七年之遥。

国家初建之际，亟需选拔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者。对于将何种人才邀入京城领导经济工作，这成为了毛泽东首要深思的课题。他独具慧眼，识得邓小平这位盖世之才。

毛、邓、周、林等聚首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深厚友谊，可追溯至悠远的历史。自中央苏区时期起，邓小平便因力挺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被视作江西“罗明路线”的领头羊，遭遇了人生道路上的首次波折。在随后的漫长革命征战中，他深受毛泽东的引领，立下了辉煌战功。他与刘伯承并肩领导“刘邓大军”跨越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序章。他亦与刘伯承、贺龙等人一同，率领雄师胜利完成了解放西南的战略使命，并在西南这片热土上铸就了新的辉煌。

于西南这片亟待振兴的土地之上，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短短三年间，广泛动员民众，圆满完成了土地改革及诸多社会改革任务。他审慎而稳妥地消弭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歧，推动了民族团结，强化了各级政府的民主建设，营造了稳定的局势。他迅速振兴工农业生产，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策，并于1952年7月1日实现了全线通车。短短数年间，大西南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他的卓越政绩，彰显了其领导经济建设的杰出才能，为中南海之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具备慧眼独具、敢于重用干部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决意将这位难得的英才调入中央，赋予其更为关键的职务。

踏入初秋的重庆，依旧阳光明媚，酷热难耐。1952年8月初的一个早晨，重庆市显得异常繁忙。上午十点钟，十几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自西南局机关所在地的曾家岩驶出，疾驰向机场而去。邓小平在送行人员的陪同下，步履矫健地走向飞机舷梯。他目送着这座美丽的山城，向西南局的党政军领导和广大父老乡亲们告别，随后登上了一架伊尔式飞机。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飞机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之上。邓小平俯瞰着祖国西南的壮丽河山，心中涌起一股难舍的眷恋之情。

两个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西郊的机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将邓小平引领至早已等候在一旁的黑色轿车。车辆沿着西直门大街一路疾驰，目的地是故宫博物院景山附近，那里已为邓小平预备了一处新居。这是一座与聂荣臻住宅相邻的四合院楼舍。聂荣臻同样来自四川，得知邓小平一家即将到来，他及家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两家人的关系和睦友好，如同亲人一般。

不久之后，邓小平一家的住所迁至中南海，他们居住在怀仁堂西侧的3号院，那是一处陈旧的宫廷宅邸。怀仁堂由四个大院落组成，堪称典型的皇家四合院风格，环绕着红墙，青砖砌就的房屋，飞檐翘角，覆盖着灰瓦。

在这片宽敞的大院落之中，李富春、谭震林、陈毅与邓小平四位开国元勋各居一方。

位于怀仁堂东侧，同样分布着两座大院，其中分别居住着董必武与王稼祥的家族。而在怀仁堂的后方，亦有一座庭院，那是刘少奇一家的居所。

怀仁堂住革命大家庭。

8月7日，邓小平踏入京城不久，便在中央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脱颖而出，被选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而开启了他在中国国家领导岗位上的新征程。他的直接领导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与邓小平，两位曾在上海及法国巴黎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再度携手，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协作篇章。

周恩来，一位蜚声中外的大外交家。邓小平得以亲临其麾下工作，进而担任政务院的发言人，因而迅速跻身国际舞台，自此声名远播，享誉全球。

邓小平踏入中南海的那一刻，便因卓越的政治思想与难得的人才特质而崭露头角，其地位在短时间内迅速攀升。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反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中功勋卓著，于1954年荣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接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并荣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一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须注意，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现今的职务有所区别，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者注）。那一年，他年仅52岁，便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一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在1956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积累了宝贵经济建设经验。此期间，他始终身处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和刘少奇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参与中央及国家的重大决策，多次提出重要且正确的见解，充分展现了领导者的非凡才能与远见卓识。

邓小平的崛起，使得野心家林彪深感不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及其家人遭受了无数次的羞辱与迫害，成为林彪一派残酷打压的对象。邓小平被诬指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中多次遭受“红卫兵”的抄家。1967年9月13日，邓小平的五位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他们先是各自在学校受到批斗，之后均被逐出校园，邓朴方正是在那时遭受了终身残疾。

1969年春季，党的“九大”隆重召开，在“文革”期间，语录不离身、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荣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之位。此一变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统帅、林彪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成功击败以刘少奇为首、邓小平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实现了彻底的瓦解。

随着“胜利”的降临，林彪陷入狂热，无视党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假借苏联即将对北京发动突袭的借口，擅自发出“紧急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林彪一号令”。实际上，这一“一号令”不过是林彪密谋政变的预演，他意图测试自己“副统帅”的命令是否有效。同时，借助“一号令”之名，以战备疏散为幌子，将军队中的老同志逐出北京，旨在清除自己篡党夺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于是，朱德、李富春被迫流放到广东从化县，陈毅被“疏散”到了石家庄，叶剑英被赶到长沙，聂荣臻无奈去了邯郸，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陶铸被押送去了合肥，邓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新建县。1969年10月26日，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邓小平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怀仁堂的寂静，离开了居住十七年的中南海。

周恩来启贤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 毛远新进馋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邓小平二次入中南海，仅三年。

他的回归政坛，以及再次踏入中南海，既是他个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亦离不开周恩来、王震二人的竭力举荐。林彪事件之后，他先后致信毛泽东，为自身复出铺平了道路；而周恩来和王震的相继推荐，则对邓小平的复出功不可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罕遭遇败绩，命丧黄泉。与此同时，邓小平正身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承受着监督劳动的考验。在听闻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等相关文件后，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愤怒地发表言论：“若林彪不死，天理何在！”

这几天，邓小平想得很多，想得很远。他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党和国家元气大伤，现在到了该结束这场运动，把精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了……于是，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信，在听完传达的第三天寄往了北京。邓小平在信中揭露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并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达了自己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自己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了，但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林彪集团的覆灭，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那些曾被林彪打压的一众名将中，部分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恢复军职，其中叶剑英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周恩来也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切，都成为了邓小平重返中南海的关键机遇。

周恩来接手中央领导职务后，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他不仅巧妙地夺回了被林彪集团夺取的权力，还意图起用同样才华横溢的邓小平。周恩来深知，邓小平的重新启用面临两大挑战：首先，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批准打倒，重新启用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其次，即便毛泽东同意，江青等人可能强烈反对。因此，周恩来并未急于向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而是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

这一天终于到临。览毕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心中涌起一阵激动。自此，他时常回想起在苏区时期，因受王明“左”倾路线之困，与之共度风雨的战友邓小平。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特例出席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在追悼会举行之际，他对休息室内与会的各位领导同志发表了诸多寓意丰富的言论，并谈及了邓小平的相关问题。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实则释放出重新启用邓小平的明确信号，为他的重返政治舞台敞开了大门。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无论是罢免还是起用某人，总是先行于舆论界，以便让公众有所心理预期。

恰逢林彪的“一号令”将王震派往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参加劳动，他在1972年的秋天重返北京。趁此汇报工作之际，王震向中央详尽地述说了邓小平在江西的劳动经历，并力主毛泽东应尽早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即便面对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施加的巨大压力，仍于1973年3月10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题聚焦于启用邓小平。会上，周恩来所代表的阵营与江青所代表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凭借毛泽东的明确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叶剑英、李先念等资深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的观点。在“四人帮”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1973年2月19日的拂晓时分，邓小平结束了他在江西省新建县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涯，再次踏入中南海这片充满威严与神圣的土地。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197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紧接着，4月12日，中国领导人于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招待会，盛情款待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这场盛会上，邓小平同志意外地出现在了领导行列之中。这是邓小平同志复出以来，首次在公众视野中公开亮相。面对一切新的挑战，邓小平同志表现得镇定自若，迎难而上。

“你啊，有人对你有所畏惧。我赠你两句箴言，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对外和颜悦色，对内则如钢铁般坚定。过往的不足，慢慢修正吧。”

【转换失败】：1974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从此，邓小平走向世界。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出安排。此外，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挫败了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帮”的阴谋，亲自点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这一切无不昭示，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四届人大闭幕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入院治疗，邓小平临危受命，代行总理职责，主持国务院事务，同时实际上肩负起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自此，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前辈的鼎力支持下，勇于开拓，积极投身于各项工作中，对“四人帮”的恶劣行径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自1975年1月起，邓小平以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坚定且有序地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国家混乱进行了全面整顿，促使国民经济迅速从停滞与下滑中恢复增长。他的全面整顿不仅为1976年那场唤起民众觉醒的“四五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也为我们党后来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指明了方向，从思想到组织上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做好了至关重要的铺垫。

邓小平所倡导的全面整顿，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系统性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毛泽东断然不会予以接受。正如毛泽东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成就之一。一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反修防修”运动，被视为“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之笔”。尽管他自己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察觉，但他坚信，其功绩远胜于过错，即便存在失误，也不容许他人指摘，更不允许他人进行系统性的纠正。

“四人帮”正是借此机会，通过毛泽东深爱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进言献策，对邓小平进行恶意诽谤，进而将邓小平再次推入低谷。

1975年11月2日晨，毛远新拜访了卧床休养的毛泽东。面对这位年事已高且身体多病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关切地询问毛远新：“外头天气冷吗？狂风是否肆虐？”受江青所托的毛远新趁机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今日的风势并不猛烈，却让人感受到一股不同的气息。”“这股气息，我在省府任职期间便有所察觉，主要体现为对文革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闻言，有人公然质疑文化大革命，顿时警觉之心油然而生，遂示意毛远新继续阐述其观点。

毛远新便将邓小平的几条“罪状”和盘托出：“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第二，……”毛远新一口气说了若干条，让毛泽东顿感问题的严重性。见此，毛远新又继续进馋：“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席讲的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传达的关于主席的“三项指示”包括：学习理论，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抵御修正主义和防止其发生；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目前这两项重要指示已被置于次要位置，这种情况怎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

毛远新目睹毛泽东紧锁的双眉，便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外界对中央有所担忧，担心局势会出现反复。”

此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抱有一线期望，他决定通过毛远新与之进行沟通，期望能促使他改变心意。毛远新，这位担负特殊使命的联络员，受命传达“最新指示”并组织相关会议，然而，邓小平依旧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拒不认错。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即刻向毛泽东汇报，言辞间不免添油加醋。

于是，毛泽东决意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而，毛泽东并无意图将邓小平置于劣势，他仅仅要求邓小平主持会议并形成一项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按照毛泽东的表述，实行“三七开”原则，即七成成绩，三成错误。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毛远新秉承江青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旨意阳奉阴违，将会议目的泄露给了江青。江青及其同伙凭借其势力左右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毛远新转达的毛泽东指示，紧急召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

在“四人帮”的猛烈攻势下，中央政治局无奈再次作出决定，暂停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

1975年11月下旬，北京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打招呼”议题，会上传达了毛远新整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标志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行动拉开序幕。“打招呼”一词，实则成为“批邓”运动的别称，自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批邓”的浪潮。

邓小平（右）

1976年1月9日，晨光初现，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里回荡着哀伤的音乐，播音员以沉郁的嗓音，宣读着周恩来同志不幸仙逝的讣告。与此同时，“四人帮”一反常态，对民众悼念周恩来同志的哀悼活动进行蛮横的干预，更是变本加厉地诬陷与迫害邓小平同志。

4月5日，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当作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仅仅过了两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老马伏枥，雄心犹存。壮志未遂，英雄远行。心怀无奈，忍受着心底深处的隐痛，邓小平再度被逐出中南海。

昔日老帅竭力推举，邓小平三度踏入中南海；废除终身制，邓小平三次出入中南海之境。

邓小平先生三次踏入中南海的历程，直至退休，跨越了十二个春秋。在这三次访问中，此次最为璀璨夺目，不仅铸就了一代伟人的传奇，更将他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那金色的1976年秋季，党和人民共同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举粉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动荡，我国踏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也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创造了契机。

青山虽可遮挡视线，却无法阻挡东流的江水。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力推荐下，历经党内激烈的辩论，以及社会各界民众的广泛呼吁，1977年7月，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与会者一致同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各项职务。

邓小平

肩负着十亿人民的殷切期望，邓小平再次踏入中南海，迈出了他那坚定而庄重的步伐。

自七十年代末起，民族复兴之梦逐渐显现。在这片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再度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务必世代传承，准确、全面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迈向胜利的彼岸。”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着手在思想上展开拨乱反正的工作。在他的强力推动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为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氛围。

邓小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无疑是自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点。它不仅结束了“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的迷茫徘徊，更从根本上摒弃了那些被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事业极为有害的错误观念，确立了以经济工作为核心的指导原则，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刻，我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同志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的春风，如同一股澎湃的力量，席卷了神州大地。一时间，亿万中国人民奋勇向前，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征途。在这片古老而熟悉的土地上，山峦依旧，海洋依旧，人民亦然，然而，不过数年光景，邓小平便引领中国走进了崭新世界的怀抱。

这便不难理解，为何在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众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会高举“小平你好”的醒目标语横幅。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功绩显赫，全球赞誉。

美国《时代》周刊继1978年第一次评选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后，1985年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1985年，世界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青年，共同选举邓小平为“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据北京1986年对8000份问卷的社会调查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领导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71．8％，在中国政治家中占87．52％。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将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人，只有邓小平和里根总统两人。有了这个徽章，就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畅通无阻。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的杰出贡献，1987年，83岁的邓小平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奖。1989年2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

邓小平不仅以非凡的胆识推动了经济体制的革新，更着手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亲自引领领导体制的改革实践，毅然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在此之前，每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离世均发生在其工作岗位上。外界常称我国为“老人政治”。确实，观察主席台上的身影，我们不难发现，大多为满头白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深刻认识到，选拔具备德才的年轻干部，并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达成。因此，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初期，他果断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纳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自1980年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理念。讲话旨在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难题，消除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同时着眼于长远，探讨领导层的交接班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旨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加速发展，并彻底摒弃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各类特权现象。

邓小平言出必行。

邓小平

1989年冬，中南海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位常委的面前。大家立即对邓小平的做法显露出崇敬之情。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样写道：

中央政治局：

我已向中央提交辞呈，恳请卸任现时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自1980年起，我便倡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主张终结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随着岁月流转，众多资深同志陆续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1987年，为了践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念，我主动提出退休的意向。当时，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了我及党内外的意见，最终决定批准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退出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同时，同意我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在此之后，每当中央领导集体就重大议题征求我的看法时，我始终秉持尊重与支持的态度，遵循多数同志的意见。然而，我始终坚持不干预日常事务，并热切期盼着尽快完成领导层的更替，以实现我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愿望。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被选为首的领导团队，现已高效地推进各项工作。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在健康状况允许之时，辞去目前的职务，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这一决定对于党和国家军队的事业发展无疑是有益的。我恳请中央批准我的这一请求。同时，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申请。

身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国家之独立、统一、建设与改革不懈奋斗数十载的老党员和资深公民，我的生命早已与党、与国家紧密相连。即便卸下职务，我亦将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才刚刚开启，道路漫长，挑战重重，途中难免遭遇波折。然而，我坚信，我们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将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传承并发扬光大。既然中国人民已成功站起来，就必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葆坚强与尊严。

这封辞职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比的诚挚与深情！11月9日之夜，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接受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消息迅速传遍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震撼，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赞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敬意。

邓小平虽已退休，然其名字与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幸福所创立的辉煌功绩，却如同永恒的印记，镌刻于共和国的史册，铭刻于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扉！

如此，邓小平第三次卸任中南海之职。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中，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引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向前迈进。